另外，从其人员构成包括中情局、情报局、参联会、国安局、司法部（联邦调查局FBI）等来看，这分明是一个美国的超级情报机构。
对美国的反腐为名的长臂管辖，其它美盟国家未必愿意配合，如前加拿大已经出现相当被动的局面，故各国都将以自己的利益为考虑点。财长耶伦宣布将成立所谓反贪污基金。
扩大以反腐败为重点的美国援助，并监督这一援助的效力。长臂管辖成为美国维护其日渐空洞的霸权地位的工具之一。（四）维护和加强多边防腐败构架。就是反腐行动要拉上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一起。（四）以反腐为由对中国人进行讹诈 FCPA还可以适用于任何个人、公司、官员、董事、雇员、企业代理人或者任何代表公司行事的股东。
中国应继续加强相关国内立法、司法和执法综合体系建设，以应对破解其对中国的遏制。任何国家和中国、俄罗斯合作，就是腐败的，美国政府就要反对。因此，对作为法益性依据的属性或者效用存在正确认识，是有效同意的前提。
具体而言，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的内容可从五个方面展示如下： 1.因受骗而对法益性质和法益处分的种类、范围、程度产生错误认识的同意无效。这主要表现在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的场合，紧急状态欺骗如前述的猛兽伤人案，被害人对同意射杀的是自己的猛兽(财产法益)这一点并无错误认识。在承诺效力判断上，德国理论和实务通行的全面无效说，即肇始于此。对入户行为侵犯的法益性质的判断，会影响被害人受骗同意的法律效力。
因此，如果被害人受骗而将身体法益作为手段性法益，以牺牲身体法益去获取经济利益，此时，身体法益的这种交换价值就是一种被害人的主观价值，已超出身体法益的客观属性，被害人的错误不属于法益关系的错误，同意不能归于无效。任意性是同意有效的条件之一，迄今为止所有的观点，都在探讨如何判断同意是否具有任意性。
二、主观说诸观点的判断标准及其困境 (一)全面无效说和价值观说 1953年，德国学者格尔兹(Geerds)提出应将承诺分为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同意和阻却违法性的承诺，④并很快成为德国的通说。付立庆教授也将这一观点称为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自由意志说或者任意性说。然而，刑法并不是因为法益受到侵害才处罚欺骗者，而是因为这种侵害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思。入户抢劫中入户的非法性判断，不应依赖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需要客观考量。
明确了这一点，进而将法益关系错误说建立在刑法既保护存在状态的法益也保护交换自由的基础之上，就找到了破解阿茨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面对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时解释不能之困境的钥匙。刑法保护这种交换自由，实际上就是在保护猛兽作为财产、在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保障人身安全的特殊的交换价值。(23)同前注(11)，付立庆文。(4)江湖医生欺骗发生性关系可以治好妇科病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性质是一种侵犯法益的行为而不是治疗行为，或者说，被害人误认为自己患病的性利益可以通过发生性关系好转，而事实上不可能好甚至更糟，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因为受骗而产生的错误认识，是对处分法益行为的性质的错误认识，是与法益有关的错误，因而同意应属无效。
而客观说则认为对同意效力的判断应该依据客观的标准来进行。阿茨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以刑法只保护存在状态的法益为立论基础，导致在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的场合，对同意效力的判断结论违背国民法感情。
(26)同前注⑤，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书，第122-123页。又如，被告人隐瞒强盗意思而敲门有人在家吗？，主人回答请进，而进入对方的住宅，对此，最高裁判所判定构成侵入住宅罪。
站在罪刑法定(构成要件保护范围)的立场，卖淫固然非法，但没理由将卖淫者排除在入户抢劫的法条保护之外。同意对方扇耳光，但行为人却在手指间藏了锐器扇耳光，即是对法益处分的范围和程度的错误认识。刑法保护的财产法益并不限于民事法上的权利(法律的财产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崩溃)，而是包括了可能并不受民法保护的经济的财产(经济的财产说)，因此，即便违反了公序良俗，因受骗而对财产的交换价值发生错误认识时，同意无效，欺骗者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例如诈骗不法原因给付物的情况)。至20世纪70年代，格尔兹的上述区分受到激烈批评，影响力式微。(1)患者的左肾原本是健康的，医生却欺骗患者该肾脏坏死，患者因而对自己的肾脏的真实情况产生了错误认识，因此该错误是对法益性质的错误认识，是无效的同意，该医生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13)总之，全面无效说和主观真意说导致刑法的处罚范围过大，忽视了构成要件的罪刑法定主义机能，最终形成通过刑法为一般的意思活动自由提供保护的不合理局面。
应以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作为被害人受骗同意的法律效力的具体判断标准。财产法益作为一种手段性法益，是实现人格自由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应该肯定财产法益不仅具有财产属性，同时还具有保障人身安全的交换价值(工具价值)。
其一是，理论上的自洽性不足。诈欺犯罪就是被害人因为被骗而对法益的交换价值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作出了法益处分决定，诈欺犯罪即是侵犯交换自由或者法益的交换价值的犯罪。
不论按照全面无效说、价值观说，还是主观真意说，B和某女的同意都是无效的同意，对A应以故意伤害罪、对某男应该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类型中首先是关于紧急状态的认识错误，历来对于这种场合的同意的法律效力的判断，都是求之于被害人的自我决定权，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同意不是被害人自由意思决定的结果，而是意志受到压迫的结果，因而同意无效。
在嫖娼抢劫案中，行为人见被害人在街上招嫖，便生抢劫之念，于是随被害人进入房间嫖娼完毕后实施了抢劫行为。注释： ①本文只讨论和回答是否有效的问题，至于有效或者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则非本文关注的重点。(20)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20) (四)客观说的困境 首先，关于法益关系错误说。
在这种意义下，要说是出于自由的决意，不免让人觉得有疑问。诚然，认为法益客体具有何种效用，本是法益保有者的自由，除了基于刑法家长主义的考虑而加以特别限制的情形之外，法益保有者对法益的任何随意处分，都属于自我决定权的范畴。
（一）被骗同意发生性关系中，同意是否有效 被骗同意发生性关系，可以发展出以下几种类型：(1)行为人冒充妇女丈夫，与该妇女发生性关系。伪装搜查案(行为人冒充执法人员，获得被害人同意后进入房间实施侵害行为)中，在面对公务活动时，被害人愿意以自己住宅的平稳和安全受损，来换取公务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对自己住宅的平稳和安全的客观保护价值作了较低评价，因此对法益的客观保护价值产生了错误认识。
(2)某男伪装身份、地位、经济能力，并承诺结婚，某女在误信的情况下与该男发生性关系。因受骗而对紧急状态发生错误认识的场合，仍应根据法益关系错误说作出正确的判断。
(25)而在笔者看来，站在下文重构后的法益关系错误说的立场上，路人的同意也是无效的同意。不过，对法益关系错误说的提倡，是建立在修正法益关系错误说的立论基础、弥补阿茨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的缺陷并最终重构法益关系错误说的基础之上的。(18)角膜移植案被罗克辛当作博爱目的的欺骗，与前述明星献血案属于同一类型。根据这一立场，在嫖娼抢劫案中，被害人因为没有认识到行为人入户后意欲实施抢劫的目的，或者说，被害人对行为人入户后意欲实施的行为的性质有错误认识，这种认识错误是与法益(住宅的平稳与安全)有关的错误，同意无效。
需要澄清的是：(1)受骗而同意处分人身法益，既包括自己处分，也包括同意他人处分。受骗同意问题的实质，就是探求任意性的具体判断标准。
如果认为入户侵犯的是居住权人的入户许可权，行为人入户的主观目的这种属于行为人内心活动的属性，就不应该是许可权的内容。刑法原则上只保护法益的存在价值[Bestands(wert)]，而仅在特殊的场合才保护法益的交换价值。
(12)但是，刑法应该保护有利于人格发展的同意，而不应保护不健康的人格发展需求。2.因受骗而发生的被害人关于动机上附随情事的错误，如果关涉法益的性质，则同意无效。
